谭静

　　浮沉在明星梦与生存线之间，广州演艺圈金字塔底层人员生存境遇扫描

　　
　　4月5日清晨5时45分，酒醉中的谭静坠楼。她从广州繁华地段的东风广场丽豪阁30楼堕下，跌挂在12楼、13楼之间的横梁上。

　　此时，她在艺校的同学杨智杰，正在湛江老家熟睡。毕业后在夜店长期的DJ工作，加上繁多的应酬，他得了脂肪肝，在家休养。

　　已经出过一张个人唱片的歌手乔可丽在祈福新邨的租房中熟睡，近来她新签了一家公司，白天忙于录音和拍宣传照。

　　在广州演艺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主持人华仔在丽影广场的租房中熟睡，他和朋友开办的演艺公司正在紧张运作中。

　　23岁的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的高妹却睡得并不安稳。毕业之际，她决定离开四年的准模特生涯，到番禺一家文具厂做一一名文员。

　　24岁的谭静4月4日晚到5日凌晨喝了太多的酒。谜一般的坠落至今仍是坊间热议和争论的话题。有媒体推测她仍沉浸在清明节思念亡父的悲戚中，而且，可能还有来自工作的压力及与男友的经济纠葛。没有人能够说出她坠落前的神情体态，因为当事事人都说她把自己关在3006室的卫生间里，用中、英、韩语不断地骂着脏话。

　　他们都是曾经或正打拼在广州演艺圈中的人们，浮浮沉沉，朝着摇曳中的梦想进发，但也许穷其一生也不能到达金字塔塔的塔尖。　　
　　
　　“在高兴时玩得很癫，做出一些搞笑的事情，生气时大哭一场，烦闷时谁说话也不理，这就是我，一个爱哭爱笑有些任性的我！”

　　　　　　　　　　　　——谭静在入学时的自我评价
　　
　　她的身边一直不乏富商追逐的身影。“她是个有自己原则的人，如果她想那样，在学校时就完全可以做到了。”

　　——谭静在艺校的同学杨智杰对媒体关于谭静为钱而亡的猜测不屑一顾　　
　　
　　●广州的演艺圈子也是典型的金字塔状，艺人们分别在不同的阶层展开生存手段，由下而上：音乐茶座——小酒吧——演艺吧——夜总会——电视台晚会——演唱会。

　　在芳村唱半小时也能挣100元，慢慢做出点名气，就可以到环市路的场子去唱，在那里唱半小时300到500元不等。Dancer在芳村一个月的收入是3000到5000元，打拼到环市路就可以挣7000到8000块。　　

　　2000年·青涩的梦想

　　◎他们是演艺学院建校第一批学生

　　◎她在家庭经济一栏写下“贫困、工薪”

　　◎他的明星梦在入学一个月后就褪了色

　　◎在表达爱意被拒后，他与她成了好朋友
　　
　　4月6日，杨智杰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一张黑白照片，一具半裸女子的尸体正被用绳子从楼上往下吊。他不以为意，又看到相关新闻说死者是一个性工作者，“唉，不时都会有这样的事情。”他当然不会想到这是他的朋友和老同学。

　　几天后，一个熟人问他是不是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毕业、有没有一个同学叫谭静，接着让他上网看新闻。杨智杰又看到了那张黑白照片，还看到了老同学的名字和她笑靥如花的艺术照片，“我的腿一下子软了”。

　　2000年，谭静辞去了深圳一家酒店的前台接待工作，到位于东莞的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当时叫广东亚视演艺专修学院)上学。“因未考上大学而到深圳工作，现在有了机会让我重新回到喜爱的事业，心中喜悦万分。”她在入学感想中写道：“从小就喜欢文艺，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合唱团领唱，初中担任校广播员。”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漂亮的姑娘毫不避讳地在家庭经济情况一栏中写下了“贫困、工薪”。

　　她的表演天分可能缘自家庭遗谭静在入学时的自我评价中写的是：“在高兴时玩得很癫，做出一些搞笑的事情，生气时大哭一场，烦闷时谁说话也不理，这就是我，一个爱哭爱笑有些任性的我！”传，她的父亲和姑姑都热爱表演，姑姑是音乐教师。

　　杨智杰也来上学，父母原指望他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医生，但他“活蹦乱跳呆不住”，想成为一名演员。

　　谭静、杨智杰们是演艺学院建校第一批学生，在杨智杰眼里，每一个学生心中都有一个明星梦，谭静也不例外。但杨的明星梦在入学一个月后就褪了色，他听到有学生说“我们都是垫底的人，将来不可能到亚视演戏”。

　　一时的神伤并不会占据着这群大孩子的心灵。杨智杰被谭静所吸引，即使在演艺学院，她的容貌也是引人注目的。在向谭静表达爱意被拒绝后，杨与她成了好朋友。杨经常带着她及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在周末到广州玩，唱K。杨会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谭。她从不会因为漂亮而摆架子，对所有人都很随和。演艺学院的老师说，她在校园里从来都是带着微笑，主动向老师打招呼。

　　“长头发，身材比较高，形象很好，打扮非常青春靓丽，社会活动很多”，谭静的另一位演艺学院同学回忆说。

　　谭静在入学时的自我评价中写的是：“在高兴时玩得很癫，做出一些搞笑的事情，生气时大哭一场，烦闷时谁说话也不理，这就是我，一个爱哭爱笑有些任性的我！”在跟“杨智杰”们一起出来玩时，她每次也都喝点酒，但量并不多。

　　这个时候的谭静学的是声乐，她还没有什么机会接拍广告。“她的歌唱得并不好，严格地说不怎么会唱歌。”杨智杰说。杨本人学的也是声乐，他失望地发现自己当时不但“肥得像头猪”，嗓子也并不出众，在北京像他这样的“北漂”比比皆是。这不免让人灰心，他把精力放在了作曲上。

　　这个时候，华仔和乔可丽都在清远市的一所高中的艺术专业班里学习，他们的目标是星海音乐学院，到那里打造自己的明星梦想。华仔当时已经到当地的酒吧小试歌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酒吧的主持人忽然闹肚子，他临时客串了一把，窥视到了自己的主持天赋。而乔可丽，则要到星海音乐学院之后才会开掘自己在女中音音域的力量和特色。

　　身材高大、性格开朗却时常带着一脸令人忍俊不禁的严肃气息的肖明，此时已经是星海音乐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他在怀里扶着同样大个头的贝司(低音大提琴)，低沉的嗡嗡震颤全身。他并不一定做明星，但他爱音乐。

　　15岁的高妹正在一个劲儿地长身体，身高使她从同龄女孩中脱颖而出。这一优势将促使她在4年后从河南郑州来到广州，选择一个她原来并不神往的本科专业：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
　　
　　2001年－2002年·失落的光环

　　◎他到了广州芳村一家酒吧做DJ

　　◎她接不到什么好的广告

　　◎演艺的光环在他的工作环境中正变得黯淡　

　　◎他们的明星梦想也开始了
　　
　　2001年下半年，谭静从声乐系转到了表演系，“她开始小有名气，接拍广告及演出就多起来了。”杨智杰说，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不可接近，对朋友一如既往。她还和一个朱姓同学谈了一段恋爱，这使她的生活有所改善。由于家庭贫困，谭静有时没钱吃饭，要靠同学们接济。

　　这一年谭静还被父亲的死所打击。2001年年末，谭父在被抢劫时遇害，谭静急忙请假回家奔丧。“当时同学们都知道这事。”杨智杰说，谭回校后情绪低落，变得沉默寡言。过了很久才恢复爱说爱笑的性格。

　　两年的演艺学习生活转瞬即过。在快毕业时，中央电视台“梦想剧场”栏目到演艺学院做节目，谭静参加了一个小品的表演，杨智杰则为一位同学的演唱进行吉他伴奏。后来，这两个节目都在央视三套播出。

　　但这并没有为谭静、杨智杰未来的职业产生影响。杨的母亲找到央视的一位导演，导演传了一些素材给杨，但他沮丧地发现这些素材跟自己的专业不搭边。

　　谭静是否与亚视签约媒体各有说辞。但在杨智杰印象中，毕业时亚视确实来了一群高层，但只是象征性地看看大家的简历，听了听作品，最后不了了之。杨记得谭静并没有与亚视签约，因为她难以接受亚视严苛的收入分成。

　　2002年，毕业了。大家最初的明星梦依然遥不可及，杨智杰的梦想则已经破灭。他到了广州芳村一家酒吧做DJ。在杨的眼中，这里是广州郊区，客人素质和酒吧档次都不高。“不只是打碟，安排什么时候唱歌，什么时候跳舞，我还安排节目。”这些为他以后开办演艺公司积累了资源。有时候，他还为朋友写写歌。

　　这个时候谭静的职业和生活也并不如意。她接不到什么好的广告，也没有有效的渠道提升自己的影响。老同学样仍会经常约出来玩，谭静对杨智杰说，现在比较轻松，没有什么东西做。

　　以这个社会目下流行的观点来看，谭静完全不必活得这么辛苦。她的身边一直不乏富商追逐的身影。“她是个有自己原则的人，如果她想那样，在学校时就完全可以做到了。”杨智杰对媒体关于谭静为钱而亡的猜测不屑一顾。

　　谭静生前留下的一些话令人回味，它也许指向演艺圈子的某些规则。她曾对母亲说如果想出名早就红了，但“如果要靠那个出名，我就不出名了。”

　　生活压力使老同学们各自寻找出路。谭静的境况慢慢好起来，接的活越来越多。杨智杰则在芳村的酒吧里埋头打碟，以炫感的节奏挑逗客人被酒精烧灼的神经。“在酒吧演唱就是要能调动现场气氛，让客人疯起来。否则，你唱得再好老板也不请你。”不善调动现场气氛的歌手则到西餐厅之类场所求职，谭静和杨智杰共同的一位朋友在西餐厅唱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每月2000－3000元的收入使他倍感焦虑。

　　演艺的光环在杨智杰的工作环境中正变得黯淡。他看到主持人和女歌手打情骂俏、讲黄段子逗得客人哈哈大笑，心高气傲的Dancer在休息室默然等待下一个演出，另一些Dancer则要为完成销售任务和拿到提成陪客人喝酒，有时难免要被客人不失时机地“抓一把”。

　　这一年，华仔和乔可丽没有费多少气力就考上了星海音乐学院，他们成了好朋友，一个学作曲，一个学声乐。如两年前考上亚视演艺职业学院的学生们一样，他们的明星梦想也开始了，有的朦胧，有的具体，都在不远处熠熠生辉。
　　
　　2003年·各自的方向

　　◎她得以去韩国发展　

　　◎他开了一家演艺公司　

　　◎他在酒吧里收获了爱情　

　　◎他看到一些人堕落了

　　◎她开始对传说中的黑有所体会
　　
　　这是谭静职业生涯中亮丽的年份。这一年，谭静签约一家经纪公司，她得以去韩国发展，并经常往返于中韩之间。在韩国发展的这几年，她学会了韩语，并结交了一些韩国朋友。

　　在网络上可以搜索到谭静在韩国参演的两首MV《原地踏步》和《NELL　THANK　YOU》，前一首MV的歌者是金钟国，谭静演的是他的移情别恋的女友；后一首讲述一对恋人的爱恨离合，多次出现谭静泪流满面的镜头。

　　由于去国外发展，谭静与老同学的联系少了。其实，从亚视演艺学院毕业的学生们正在各奔前程。有的看不到前途离开演艺圈子做生意了，有的则进了公司开始了呆板的朝九晚五的生活。谭静在同学们中间还算是事业小成的。

　　杨智杰开了一家“音乐盒”演艺公司，他的手下聚集了一批歌手和Dancer。他承认，这些演艺人员跟谭静这样能经常上电视及平面广告的模特相比要差很多。“但演艺场所和客人需要他们。”

　　当酒吧或是夜总会老板打电话过来，杨就跟对方谈好价格，然后安排合适的歌手或是Dancer去演出。在这个过程中，杨常常经历和体会底层演艺人员的无奈或者屈辱。有一次他带一个Dancer去试场，但是跑了四五个场子对方都不满意。他忘不了那女孩脸上的表情。“有时一个月开不了工，生活就成问题。”

　　长期的夜生活和应酬也让杨智杰疲惫不堪。这里老板对演员不满了，那里演员对场子有意见，他都要跑过去解决。他有时候一个晚上要跑10来个场子，忙得焦头烂额。

　　他看到一些人堕落了。很多女演员没演出几天就被有钱人包了。“他天天来给你捧场，给你钱花，你不付出是不可能的，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杨智杰说，你有个男朋友，可是没有钱，广州是个大都市，竞争激烈，总要考虑实际。娱乐圈是很黑的。

　　他看到有才气及能坚持的人上升了。刚入行的新人肯定要从低等酒吧做起，在芳村唱半小时也能挣100元，一晚上跑四个场子收入也不错了。慢慢做出点名气，就可以到环市路的场子去唱，在那里唱半小时300到500元不等。Dancer在芳村一个月的收入是3000到5000元，打拼到环市路就可以挣7000到8000块。

　　杨智杰被谭静拒绝，却在酒吧里收获了爱情。一位Dancer成了他的女朋友。她是广州人。

　　只要不影响上课，华仔也经常到社会上演出，为一些SHOW做主持人，他感受到成长的快乐，演出既锻练能力又贴补生活费。有一个暑假乔可丽到环市路的一家酒吧去唱歌，她通常只唱自己喜欢的歌曲，客人点不喜欢的歌她一概不理，她视网络歌曲为庸俗品。也有客人邀她喝酒，“喜欢就陪他们喝点，不想就不陪。”她从来不认为酒吧里的Dancer是Artist　。

　　乔可丽开始对传说中的演艺圈子之黑有所体会。有一家声誉甚高的电视台到“星海”来选秀，她顺利入选。但不久接到了节目组的电话，说如果乔可丽赞助15万，就可以拿个周冠军。乔可丽气愤地拒绝了并决心再不参加选秀。

　　这一年，一个叫周笔畅的姑娘考入了星海音乐学院，成为华仔和乔可丽的师妹，两年后，她将获得第二届超女亚军，大红大紫。
　　
　　2006年·行业里的悲欢失意

　　◎她没有能移民韩国　

　　◎他把演艺公司转给了别人　

　　◎她被一个地产商直接开价　

　　◎他在绿茵阁为客人弹钢琴　

　　◎她的明星梦陷在模棱两可间
　　
　　杨智杰有几年都跟谭静失去了联系，直到200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广州沿江路的一家Disco里，两位老同学老朋友再次相遇。这亦是两人现实生活中最后一次看到彼此。

　　杨、谭都在跟自己的一帮朋友喝酒。谭静身边是四个韩国朋友，有男有女。还有一个年轻的、身高1.82米的泰国混血儿，是谭静的男友。几年来在韩国的发展，广州的韩国人大都知道漂亮的Tracy。Tracy是谭静的英文名。

　　谭静告诉杨智杰，她准备移民韩国。

　　这几年间谭静还参演了数部电影、电视剧，比如《双面伊人》、《拳馆》、《功夫王》、《PTU女警》。其中电影《女友爱撒野》是由她与香港艺人李灿森主演的。她给李灿森留下了“斯文”、“不骄慢”的好印象。

　　两天后，谭静给杨智杰打来电话，她向杨打听一些老同学的近况。这多少让杨感到奇怪，谭静通常不爱问这问那，不会太关心老同学。他告诉她，教过我们的一位老师出车祸故去了。两个老同学聊了半个小时，互嘱以后多联系。

　　谭静没有能移民韩国，到去年则因为经纪公司的原因她从韩国撤回国内。还有说法称韩国方面要求她整容被她拒绝。她身边的一些朋友看到她过得不开心。

　　她与泰国男友分手了，去年下半年，她有了一个韩国新男友，但男友没有工作，穷得无力请漂亮的女友吃顿饭。谭静的母亲也劝女儿现实点，找个条件好的、年龄大点的男友，但谭静讽刺妈妈俗气。

　　杨智杰把“音乐盒”给了一个小弟做，他不再想奔波和熬夜。这家演艺公司在他手里也算小有所成。香港的一些二、三线明星也会通过他来内地演出。

　　他拿着一笔钱到东莞开了家餐厅，一年下来，亏了30多万。杨智杰想家了，“长期在外，身体搞坏了，也没时间陪陪父母”，2006年底，他回到湛江，休养生息。偶尔还会有朋友请他帮忙打碟。他去了趟杭州，为一家演艺场所的“轩尼诗之夜”做了两天DJ。

　　他的女友也到了东莞，在一间酒吧做演出总监。但杨不想她在那里做，应酬太多。

　　华仔和乔可丽也从“星海”毕业了。很多同学选择了去学校当老师、进公司或者做公务员。两个好朋友开始也都在公司干了一段时间，但他们发现自己实在无法忍受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及复杂的人际关系，艺术教育不但给了他们音乐素养，也使他们的性格拒绝因循。两个人都成了自由职业者。

　　华仔在这一行已经小有名气。去年“好男儿”马天宇应邀到广东八城举行巡回歌友会，华仔是全程的男主持人。有时演出排得紧了要马不停蹄地跑。他还参演过两部电影、四五部电视剧。但在私下里华仔自我介绍时从来都是“自由职业者”，他现在甚至以“演艺人士”为耻。

　　在一次应酬上，一位老板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女朋友说：“这是我的‘小的’(意指情人)——演员。”刻意拉长的最后两个字让华仔感到屈辱。

　　他用“放荡”来形容一个熟识的女演员兼模特。她跟一位导演的房事被导演本人拍摄刻成碟并送给朋友观赏，这是比香港“艳照门”更早的广州“艳照门”。她住在珠江边一处豪宅里，男友是一位60多岁的有钱人，但她自己也有不止一个的年轻男友。“其实包养在演艺圈里挺普遍的。”华仔说。

　　乔可丽在2006年底与一家唱片公司签约出了一张专辑，并卖出了7000张。对于刚出道的歌手而言这是不错的成绩。她有些失望的是，“那些歌都是投资方指定的，没有几首是我喜欢的。”但她承认，这是个不错的开端，积聚了足够的实力才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开工及收入不均匀在这一行很普遍，乔可丽也躲不开。有时一个月天天在外面演出，最少的一个月只演了六场。现在她唱两首歌可以得到3000元的报酬。这让华仔感到“愤愤不平”，“我主持两三个小时也才1500块。”

　　乔可丽当然也面临着诱惑。演出中她与一位地产商认识了，商人直截了当地要她做女朋友，带她去澳洲的一处庄园度假，“偷下情都不可以吗？”他还开价每月给乔5万元零花钱、一张银行卡随意刷。乔可丽生气地走掉了，虽然她有华仔这样的好朋友和身为深圳球员的男友，但并不妨碍她气恼地骂“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她在祈福新村的租屋中养了三只狗。

　　在圈子里混总要有个认同感，华仔安慰自己说：清者自清。

　　星星总是会闪光。华仔和乔可丽经常被问到两个人的名字：“东山少爷”和周笔畅。他们会回答：一个是我的同届，一个是我师妹。

　　失意者总是被忽略。华仔的一个同学回到江门教钢琴，每月只有800元的收入，连到广州看看老同学的路费都没有。

　　前文所提到的肖明早于2004年从星海毕业，先到了广州交响乐团，但没有签约，每月只有3000元不到的收入。对于借钱也要买自己喜欢的木质家具的肖来说，这点钱没法过日子。他到处找学生教钢琴课，但仍开工不足。他在绿茵阁为客人弹钢琴，偶尔会有人放张10元20元的钞票在琴上。“10元20元也比没有好啊。”

　　一个梦想的破灭不期然会迎来一个奇迹。华仔认识的一个演员实在没有工开，转行做商贸。现在有房有车，长驻澳门经商。但在华仔眼中，更多的演员在“混”，拿青春及一生赌着一个遥远的梦想。

　　肖明毕业时，河南女孩高妹来到华南农大艺术学院，她经常有机会到校外走秀，广州、香港、澳门，还有马来西亚，她还得了几个选秀的奖。但她的身高停在了1.73米，这将限制她在模特行业的发展。她的明星梦陷在模棱两可间。
　　
　　现在·失望与希望

　　◎赶场弹钢琴的他从来没有明星梦　

　　◎她在权衡之后还是决定放下当模特的心思　

　　◎她正在为新的唱片筹备，梦想越来越清晰　

　　◎他准备重返广州再开演艺公司
　　
　　4月20日下午5点，肖明正一身西装端坐在广州珠江新城一家超五星酒店大堂的钢琴前，五人组成的乐队正优雅地演奏着乐曲。

　　5点半之后，他将赶往白云宾馆，那里离谭静坠楼的东风广场不远。晚7点到8点半，肖在这里炒更。晚9点到10点45分，他的10只手指将敲响绿茵阁的琴键。在那里他不用再穿外套，但要换下白衬衣，穿上绿茵阁喜欢的全黑装束。

　　他已经度过了没活干的危机。他从来没有明星梦，一个月30天如此反复，没什么不好。40元／小时的行价，一天工作七小时，收入也满意。但难免也会泛起“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的自问。

　　即将毕业的高妹在权衡之后还是决定放下当模特的心思。身高是一个问题，走秀职业的不确定性也让她心生疑虑，她更乐意找份踏实的工作。她到了番禺一家实力颇丰的文具公司实习，但是她对天天与打工仔打工妹打交道心有不甘。她还可以选择，但是注定要陷入焦虑。

　　她的同班同学有三四个选择模特作为职业，这一行毕竟来钱快，走一次秀600块，演一个短片2000块，多的上万。但更多的同学没有这个条件，他们选择进入公司或是考公务员。

　　华仔最近跟朋友开了家演艺公司。几年下来，梦想不是越来越近了，而是越来越远。演艺公司在他看来是多一条腿走路，生活更有保障。

　　乔可丽的梦想则越来越清晰。虽然第二张专辑因为经销方与唱片公司的经济纠葛而夭折，但她签了一家新的经纪公司，正在为新的唱片筹备。按照公司要求，她每天喝一种“胶原蛋白养肌饮料”及配套食品，光这一项每月就要花掉她6000元，她还要给妈妈钱，为妹妹交学费。但看来这些都不成问题。她也想开个服装店，但不是出于“多一条腿走路”，而是缘于个人爱好。

　　她的两个朋友却没有这么幸运。一个是广州粤剧团的演员，一个是广州一家电台的主持人，现在她们都跳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收入由原来的1000多元升到了2000元。

　　杨智杰准备在4月底重返广州。他和女友又开了一间“星瀚”演艺公司，现在正缺Dancer。“要生存，就要不断地创作出新的节目，刺激客人新的兴奋点，你一偷懒就要被别人取代”。

　　演艺圈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肖明甚至不愿别人知道他在哪里弹琴，因为被经纪公司知道后就会过来压价。广州知名人士、长期从事演艺组织和策划的容志仁老先生介绍说，在这种竞争环境中，社会上大量的演艺人都处于苦恼之中，会借酒浇愁。整个广州每年各院校艺术类毕业生几万人，哪有这么多就业岗位？我对我的那些演员们说要学会自控、自爱。

　　广州的演艺圈子当然也是典型的金字塔状，艺人们分别在不同的阶层展开生存手段，由下而上：音乐茶座——小酒吧——演艺吧——夜总会——电视台晚会——演唱会。

　　4月4日，清明节。傍晚，谭静拿上手袋出去了。她对母亲说是给人上课(她兼职教韩国人中文)，并没有说为送韩国朋友而去聚会。其实谭静已经新签了一家进军中国市场的韩国服装公司，刚刚拍了一期广告，3月底还到一家美容院做了抽脂手术。她大概仍对国内的环境不满意，当晚跟一起喝酒的外籍人士Robert　说，自己有可能再去韩国发展。

　　也许是因为清明的伤感，也许是因为男友……谭静喝多了。5日清晨5点12分，她被东风广场的监控录像拍到了与韩国人一起进入电梯的画面，她完全无法走路。33分钟后的5时45分，她被发现坠楼(时间据当事韩国人提供)，尸体搭挂在丽豪阁的横梁上。所有梦想都在坠落中消散。

　　一位网友留言尖刻：她在死后才出名。
　　
　　4月19日晚7点多，华仔与乔可丽走到广州丽影广场负二层，2008年度丽影杯校园歌星大赛正在进行，小舞台上一溜站着五六个兴奋的少男少女。两个好朋友视如未见地走过，转过角，就是长期放在那里的《七十二家房客》剧组广告“艺员培训·确保出镜”的广告。“好多演员的梦想就是能出一次镜。”华仔说。

　　他不免想起周星驰《喜剧之王》里主人公尹天仇与剧务霞姐的一段对白：

　　尹天仇：霞姐，有没有通告啊？

　　霞姐：没有啊。

　　尹天仇：有没有露脸没对白的啊？

　　霞姐：没有啊。

　　尹天仇：有没有露侧面的？

　　霞姐：没有啊。

　　尹天仇：露背面的也行啊？

　　霞姐：没有啊。

　　尹天仇：那不露脸的应该有了吧？

　　霞姐：不露脸要你干吗？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华仔、乔可丽、高妹、肖明为化名。

　　图：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陈士球

　　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图：昨天，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在首届“北京人权论坛”上发言。　

　　
　　图：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作大会发言。

　　他在首届北京人权论坛上表示，不否认在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上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失误都由我们自己纠正　　
　　
　　昨天，首届“北京人权论坛”在北京开幕，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论坛的主题是“发展、安全与人权”，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10余名代表参加。

　　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说，30年来，中国在人权建设方面实现了巨大进步。但他也指出，中国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还不平衡，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问题。
　　
　　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中国人权研究会是中国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特别咨商地位。　　

　　昨天，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表示，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人权发展的道路上，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是这些失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他强调，在一些人心目中，执政意识就是牢牢掌控权力的意识。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
　　
　　不否认犯过大规模侵犯人权错误

　　李君如发言的题目是《中国人权事业的历史性进步》。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的人权一步一步地从纲领性的要求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人权发展的道路上有过曲折，犯过错误，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大规模地侵犯人权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提出，这些失误的伤害者不只是群众，还有我们自己的党员干部，而且这些失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
　　
　　人权的实现与社会成熟度有关

　　李君如解释，人口多，人权问题也多；发展中国家，人权问题也处在发展中。应该注意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就明确规定了“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思想、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但是，这些人权的实现并不容易，其中既有执政党领导工作中的问题，也有社会成熟度的问题。

　　李君如表示，我们从不否认，中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出现过像“反右”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伤害民主和人权的失误，但是这些失误是我们自己开始纠正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上没有犯过错误。
　　
　　“造反”“夺权”势必把党搞乱

　　李君如说，我们今天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是因为这一问题遇到了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清醒和自觉。中国人权事业能否健康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正确的执政意识息息相关。这种认识，来自于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深刻反思和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发。其中之一，就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并通过造反、夺权等革命手段来解决党内问题，势必把党搞乱，把国家机构搞乱，也给全国人民带来灾害。
　　
　　执政意识不是牢牢掌控权力

　　李君如强调，在一些人心目中，执政意识就是牢牢掌控权力的意识。这不仅片面，而且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是一些人在执政过程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腐败滋生蔓延，不能很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的事情屡屡发生的认识根源。

　　李君如认为，执政意识，就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　

　　服刑人员结婚　落实还不理想　　

　　中国监狱协会副会长称缺乏可操作性，建议尽早出台程序规定　　
　　
　　昨天，中国监狱协会副会长韩玉胜指出，为了不让服刑人员的结婚权沦为纸上的权利，建议有关部门尽早出台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

　　韩玉胜说，服刑人员在生物学意义上作为人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曾经有过把犯罪的人当作“异类”的做法，但这并不能否定犯罪人仍然为人的本质。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刑罚观念逐渐被淘汰。另外，服刑人员并未丧失公民权，结婚权也并未被法律所禁止。

　　2004年，民政部首次以规章的形式对服刑人员申办婚姻登记的问题进行了规定。韩玉胜认为，这是我国在保障服刑人员人权方面的一个进步。但他坦言，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落实情况还不理想。

　　韩玉胜表示，首先是结婚审批制度要完善。服刑人员要结婚，首先要申请，那具体的申请标准、审批期限都需要作明确规定。其次，服刑人员登记制度需要完善。对于服刑人员来说，“亲自”前往婚姻登记机关是存在困难的，需要作出变通性规定。

　　韩玉胜说，其实还有很多现实的后续问题需要考虑。比如，女服刑人员会不会在结婚后借怀孕来达到逃避法律惩罚的目的呢？一个服刑人员结婚会不会对周围其他服刑人员造成不良的心理影响，从而增大改造难度呢？韩玉胜最后强调，虽然有很多现实的困难，但我们不能因为数量少，而不重视服刑人员的结婚权。
　　

　　王晨履新　公开亮相　　

　　新任国新办主任谈人权事业：漫漫求索路，沧海行舟途　　
　　
　　　　
　　在致辞最后，王晨用一句诗来形容人权事业，“漫漫求索路，沧海行舟途”，人权理论的发展、人权事业的推进，需要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成员的不懈努力。　　
　　
　　昨天，新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首次公开亮相，出席了“北京人权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素有“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之称，王晨在4月初接替蔡武出任该职。他同时兼任的另外两个重要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此前，他曾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国报业协会主席。58岁的王晨是北京人，自1974年起，长期在光明日报社工作，1995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2000年6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年后调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2001年10月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2年11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2003年3月任中国报业协会主席。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联合国人权专家陈士球：　　

　　“实现人权没有标准化阶段”　　
　　
　　昨天，首届“北京人权论坛”在北京开幕，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论坛的主题是“发展、安全与人权”，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10余名代表参加。

　　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说，30年来，中国在人权建设方面实现了巨大进步。但他也指出，中国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还不平衡，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问题。
　　
　　昨天，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专家陈士球与本报记者进行了对话。

　　南都：今天的人权会议，标志着中国的人权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陈士球：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经济水平、文化历史背景不一样，因此，各国对人权内涵的理解、实现人权的途径、人权享有的水平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因此不太容易界定中国现在的人权具体发展到什么阶段。实现人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阶段，不可能声称某个人权状况已经达到了最高标准。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在不停地发展，比如收入水平从每个月200元到现在的平均3000元，人均住房面积也提高了很多，但永远不会到了最高的水平。

　　南都：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专家说比美国更好，也有专家说比美国差，你怎么看？

　　陈士球：虽然我们有好的地方，但肯定也有差的地方。必须要考虑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美国相差甚远。美国有自己的人权问题，我们也肯定有自己的人权问题。人权的发展是可以互相交流、促进的，但美国却把人权当作棒子打击别人。

　　南都：1998年10月，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这一条约一直没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条约经签署后，还需要按国内法规定经有权机关批准后才能生效。这个公约何时能够签订？

　　陈士球：还在讨论当中，但具体时间很难说，还是取决于人大。其实，这主要是国际标准和国内法律的衔接问题。中国人是实实在在的，一旦签署了，就好好遵守、执行，不能签署是一回事，执行又是一回事。所以，与国内法律的衔接问题就需要谨慎考虑。目前，国家、专家、学者都在进一步研究。

　　南都：在论坛上，有专家提议建立专门的国家人权机构，你怎么看？

　　陈士球：不同的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的人权机构，我们也一样有，但是性质不太一样。比如，中国人权研究会也是一个人权机构，再如一些大学里的人权研究中心等，比较分散。当然，成立一个统一的人权机构也是我们的方向，虽然现在世界上维护人权的机构还相对分散。